文/楊双子
2017年7月15日，距離台灣宣布解除戒嚴令的那一年，足滿三十週年。7月初為此出現一波相關專題報導，唯獨不見著墨於大眾文學者。不過，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即使在學術圈，大眾文學也屬於相對邊緣的研究領域，潛藏於幽暗隱微處的戒嚴軌跡自然同樣遭到忽略。但今天，我想以這個主題，談談台灣大眾文學裡曾經最熱門、完整的一個文類：言情小說。
拙作《那些年，我們愛的步步驚心：台灣言情小說浪潮中的性別政治》裡頭，我以一個獨立章節爬梳台灣本土言情小說生成史，闡述完備成熟於1990年代的這個文類，如何透過租書店系統架構出整個產業的對話平台，終致言情小說內在的性別意識得以不斷與時俱進。而在其中，我並指出一個重點：本土言情小說和當代社會是互相作用的──台灣當代社會環境是言情小說得以發展、拋擲出多元議題的土壤，而言情小說裡展演當代女性的愛情、情慾、事業觀，又反過來刺激與強化社會對多元議題的接受度，成為當代社會這塊土壤裡的肥料養分。
事實上，言情小說與當代社會互相作用的議題，並不是只有「性別」，也包含「國族」。拙作因主題考量，並未涉及國族議題的深入討論，只是點到為止：言情小說如果粗分為「古代小說」與「現代小說」，我們應該留意到一個明顯的弔詭，也就是這個文類的舞台背景，其「現代」是台灣，「古代」卻往往是中國，呈現「古代中國」／「現代台灣」的史地圖像。
這個「古代中國」／「現代台灣」的弔詭，在言情小說的子類型「穿越時空」裡特別突出。穿越子類型的濫觴是席絹的處女作《交錯時光的愛戀》（台北：萬盛，1993），這個故事描寫二十世紀末意外身故的女主角，因母親哀慟而以異能令其魂魄回返宋朝的「前身」復生，而後與宋朝一方之霸的男主角相戀，獲得愛情的圓滿結局。自席絹之後，穿越子類型幾年內便確立公式：現代台灣的女主角，穿越時空跟中國古代的男主角談戀愛。而這群穿越時空的女子，大多降臨在唐宋明清，時間跨幅一千年；亦有降臨於架空的中國古代或者異世界，空間跨幅超越次元。當中卻獨獨不見台灣。
那麼，古代的台灣去哪裡了？──這個問題，實際就是戒嚴巨輪輾過整個時代的痕跡之一。1987年台灣解嚴，此前戒嚴令實行長達38年，在這漫長的時光裡，台灣本土史地人文在教科書裡近乎消失。可以這麼說，1990年代初期完備的言情小說文類，其作者、讀者、出版者因所受教育使然，古代台灣的樣貌──荷西、明鄭、清領、日治──必然是模糊的、空白的。
戒嚴的影響，當然不僅止導致言情小說裡「古代台灣」的消失。更進一步說，也導致言情小說裡台灣原住民族的消失、台灣族群差異的消失、台灣人身世血脈的消失。這話怎麼說呢？
在這裡，容我再說點台灣本土言情小說的生成史吧。有兩個文類對本土言情小說的生成至為關鍵，一個是1980年代以盜譯方式引進台灣的西洋翻譯羅曼史，一個則是1960年代以降活躍數個世代的瓊瑤。總的來說，台灣本土言情小說汲取了西洋翻譯羅曼史公式化的敘事模式以及高度資本化的商業邏輯，而同時又以瓊瑤為首的傳統言情小說為養分與摹本。
其中，西洋羅曼史為台灣本土言情小說帶來明確的類型敘事，以及子類型分類的啟發。台灣本土言情小說因地制宜，並沒有完全效仿西洋羅曼史的子類型，譬如西洋羅曼史子類型之一的靈性羅曼史，是為基督徒讀者而生的，在台灣並不適用。適用者如情慾羅曼史，在台灣便取徑而誕生情慾子類型。有意思的是，具有共通性的類型如跨種族羅曼史，並沒有出現在台灣──儘管台灣有充分的社會歷史條件發展外省／本省／原住民的跨種族／族群子類型──究其原因，不可不說是戒嚴時代以來早已深入骨髓的危機意識，令這個文類自覺或不自覺地施行內容篩檢。
再談談另一個西洋羅曼史的特色：對角色的身世背景通常有詳盡描述。而台灣本土言情小說與其說缺少這個特色，毋寧說是產生奇異的變形。1990年代末期是本土言情小說的第一個高峰，此時期的作品經常可見男女主角的姓名脫離現實，或浪漫夢幻，或詰屈聱牙，彷彿競逐特立獨行。這一點，實際也是對台灣人文史地脈絡的認知匱乏，否則理應知道姓氏以及出身地可以辨識出主角所屬的族群與階級。
姓名及其背後的族群身世遭到模糊化，固然是戒嚴時代對本土意識的忌諱使然，另一方面，以瓊瑤為首這一脈絡的傳統言情小說，對於「言情小說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脫鉤，也可以說是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比如浪漫夢幻、詰屈聱牙乃至脫離現實的姓名，也比如明顯獨尊台北（相對於其他城市）、獨尊都市（相對於鄉村）、獨尊外省族群（相對閩南、客家、原住民），久之則言情小說世界成為一個不寫實的虛線世界，連非言情小說讀者都能細數並嘲諷言情小說中的荒謬之處：男主角都是總裁、女主角都是處女、跌倒車禍就會穿越時空……可是回溯源頭，為什麼言情小說是不寫實的、宛如虛線勾勒的架空世界？正是因為戒嚴時代以及其餘威之下，最安全的便是談一場無關現實的風月愛情。
戒嚴時代對台灣本土言情小說的影響，迄今仍然鮮為人知，或許今人難以想像言情小說如何因此遭受扭曲吧。不過，台灣本土言情小說的後續發展，其實可以佐證這樣的觀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台灣本土教育抬頭，與當代社會不斷對話的言情小說便開始出現當代農村、眷村等地方性題材，主角們的身世族群也隨之顯現輪廓。如果戒嚴令給言情小說的是時代巨輪輾壓的一道傷痕，那麼這個可以視作戒嚴時代巨輪轍痕日漸淡化的改變，是在戒嚴令解除的十五、二十年之後了。說到底，言情小說世界展演荒謬，乃因它自身誕生在荒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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