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双子
後記：花開時節開的想必是百合花吧
双子姊妹著迷於日本動漫次文化裡的「百合」（yuri）文化。所謂百合，指的是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同性情誼，可以涵蓋親情、友情、愛情。我們認為百合文化的關鍵，更在於女性作為故事的主體，如何開展女性與女性之間的互動。許多年前讀楊千鶴〈花開時節〉，我們便笑說花開時節開的是什麼花？是百合花吧！
楊千鶴筆下有動人的女性情誼，還有女性對自我主體的思索與追求。是因著楊千鶴，我們重新認識了面貌模糊的「少女的日治台灣」。
這兩年我以楊双子為筆名相繼發表《花開時節》、《花開少女華麗島》，都是以日本時代的女性為主角，並不誇張的說，書寫日本時代歷史小說深陷文獻的汪洋大海，楊千鶴是我們的北極星，叫人不致失去方向。
而因為本次撰文俯案細讀，我也重新「校準」了書寫路線。怎麼說呢？從老前輩的戰後記事來看，儘管她最終也走向因婚嫁生活而消聲匿跡的女性常態，但她卻遠比我早前所認知的更具有自主性，特別是尋找工作、延遲結婚、運動競技、爭取權益過程裡所展現的「衝撞」氣魄。我筆下的日本時代台灣少女，則幾乎無法展現同樣的氣魄。
啊，輸給老前輩了！心懷這種不甘，想要穿越時光對老前輩說：下一本小說，請讓我繼續挑戰吧！
楊千鶴：永遠摩登的少女千鶴
2017年底，我以楊双子為筆名出版了名為《花開時節》的長篇歷史小說。故事舞台是日本殖民統治中後期的台灣，兩位女主角誕生於大正十年（1921），小說描寫日本時代中產階級少女們的成長歷程及生活細節。在那之後，我多次表述《花開時節》最主要的致敬對象，就是楊千鶴194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花開時節〉。
「說起來楊千鶴還算是本家姊妹呢！」
双子姊妹曾經如此戲言，因我們與楊千鶴同樣姓氏。
其實出身相距很遠，楊千鶴是台北人，我們台中人。至今仍無機會一探台北南門口楊家的家譜，但我們烏日下朥(月胥)楊家的漳州血緣家系，可從大肚山腳的開漳聖王廟建廟史向上追溯兩百六十年，想必兩家是天南地北之遙。
本家姊妹之說，大有吃老前輩豆腐的嫌疑，實際只是親近感。楊千鶴壽終於2011年，我們則2014年起著手研究日本時代女性生活史以及前輩作家楊千鶴，其事未遠而其人已謝，必須找到連帶感。
其事未遠，遠的一直不是時間。
頭幾次接觸到「楊千鶴」的時候，老前輩還在。
2008年我讀大學最後一年，幾個嗜讀的好友開讀書會，朋友寫了〈花開時節〉心得，讀畢心得嘆服原來戰前有這樣一位女性作家呀！那時，我沒想過找小說一讀。
2009年讀研究所必修課，才是認認真真讀一遍〈花開時節〉與相關文獻，記得了楊千鶴筆下的少女情誼──女主角惠英與摯友手牽手走在沙灘上，內心觸動：「當一道結婚的浪頭打過來，少女間的友誼總是那麼脆弱地崩潰掉，那是多麼叫人難過的呀。」──這種情懷，在男性作家筆下從來不見蹤影。
是的，我是說比如楊逵、龍瑛宗，比如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我也記得了年輕女記者楊千鶴採訪知名「反動份子」賴和先生的戲劇化情景，那是1941年，楊千鶴與賴和年齡差距二十七歲的世代鴻溝展現於語言使用，楊千鶴只能讀寫日文，而賴和終身只寫漢文，導致楊千鶴採訪前無以拜讀這位她所敬慕的文壇前輩的任何作品。這是殖民地時空底下才存在的悲哀啊！但即使心裡這樣想著的那時，我依舊未曾興起探索楊千鶴的學術熱誠。
其事未遠又其實很遠，遠在心理距離。
真正對楊千鶴起了研究之心，是2014年双子姊妹決定要寫歷史小說。
有一個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還有一些囂張
在21世紀創作以日本時代為故事背景的長篇小說，又是以接受現代女子教育的少女為主角，《花開時節》在角色設定階段考慮以楊千鶴作為主角藍本，說起來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吧。我們是這樣才回頭重讀楊千鶴的。然而，最終我們沒有讓楊千鶴成為《花開時節》女主角的藍本，而是視楊千鶴為一個座標，令兩位女主角與楊千鶴同年出生，成為時代意義上的同儕。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少女楊千鶴的其人其事，已經比小說還要小說了。
細讀楊千鶴生平經歷，腦海不禁浮現瓊瑤《還珠格格》神采飛揚的女主角小燕子，以及她那首猖狂的主題曲：「有一個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還有一些囂張／有一個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還有一些瘋狂。」
千鶴老前輩舊友後人若知悉我這樣的類比，想必斥之不倫不類，可是這確實是我讀少女楊千鶴讀書、求職歷程的直覺感受。
1928年入學台北第二師範附屬公學校，1934台北靜修高等女學校，1938年台北女子高等學院，女童千鶴到少女千鶴，她應屆報考應屆就讀，學歷止步1940年畢業於殖民地台灣本島女性的最高學府。畢業未久，千鶴開啟她第一份工作，即台灣大學理農學部中村教授研究室助理……這樣看下來，少女千鶴純粹就是個昭和台灣的人生勝利組嘛！
不過，此時出現了小說般的起伏。
初入職場的千鶴很快遭遇赤裸裸的種族差別待遇。她的日本人朋友薪水比她高得多，原來相較於台灣人，日本人可加俸六成。知悉此事，千鶴深感憤懣而提出辭呈。懷抱著這份對世情的不滿，千鶴對下一份工作的唯一要求便是：「一定要跟日本人 同等待遇。」
之後她所接洽應聘的，乃日治時期最大報社「台灣日日新報社」記者一職，與此同時，彼時日本帝國轄下殖民地台灣，從未出現台灣籍的女性記者。即使如此，少女千鶴也沒有放棄她要求公平待遇的原則。其結果呢？
雜誌《文藝台灣》創辦人、文藝圈名聲顯著的西川滿，時年任職台灣日日新報社文藝版創版主編，讀過千鶴的隨筆〈哭婆〉後肯定了少女的文采，並且應允千鶴的待遇條件，薪金加津貼月薪六十五圓──第一位台灣籍的女記者，就這樣誕生了。
月薪六十五圓是什麼樣的概念？
楊千鶴就職台灣日日新報社的1941年，參照該年《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台灣公立國民學校准訓導俸給規則」第一條：「台灣公立國民學校准訓導月俸三十圓以上七十圓以下。」可知國民學校準訓導（工作為輔導與訓導的教職員）當中的許多人，很可能遠趕不上這位新手女記者的月薪呢！
關於千鶴的薪水，且讓我們再說一點吧。
千鶴雖是台籍第一位女記者，卻並非日本帝國第一位女記者。她進入台灣日日新報社之際，已有更早入社的兩位日籍女記者了。畢業於當時台灣女子最高學府的千鶴，因學歷加給而成為三位女性裡薪水最高者，意外引起習於日台種族差別待遇的兩位前輩的微妙敵意。事後，上司西川滿不得不為此費神操心，一方面額外提供兩位日人女記者車馬費加給作為補償，另一方面又努力維持千鶴月薪較高的現狀。顯然千鶴所追求的日台平等，實際職場上是令人傷腦筋的。
結果隔年春天，台灣日日新報社進入戰爭體制奉行皇民化政策，牴觸少女千鶴的處世美學，在報社進一步縮小版面減少員額之際，她卻毫無戀棧的果斷辭職了。
啊，這種轉折簡直像是在看日本晨間劇嘛！有一個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還有一些囂張。有一個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還有一些瘋狂──叫人想起這首比喻不當的歌，那也是難免的吧！
這位姑娘不是八點檔而是晨間劇的女主角
楊千鶴的一生當然是可以拍日本晨間劇的。
少女千鶴固然讓我想起小燕子，但與其說是灑狗血、掉金豆以煽情取勝的八點檔電視劇，近年流行以女主角成長歷程為主軸的日本晨間劇，更像是楊千鶴可能擔任主角的劇種。
倘若快速扼要地看一看楊千鶴的人生，會是什麼模樣呢？
這位台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在數年之後，由少女成為少婦，1950年當選台東縣第一屆民選縣議員，1951年當選台灣省婦女會理事、台東縣婦女會理事，並發起台灣省、縣、市女議員聯誼大會。1953年丈夫因政治恩怨入罪，獨力扛起家計，直到隔年丈夫獲大赦出獄。動盪世局裡的中年千鶴，長年輟筆以撫育兒女，終於1977年合併考量生活與政治環境遠赴美國定居，年過半百之際在異國開啟新的人生階段。1990年代的老太太千鶴才再度拾筆寫作，留下條理分明的評論、隨筆、演講手稿與長篇自傳。
1995年春天，年逾七十的老太太千鶴定稿了名為〈我對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一些看法與感想〉的演講手稿。這份手稿足足是二十六頁半的四百字稿紙，滿版字數一萬零六百字。
老太太千鶴的這個講稿裡直言：「一篇文學作品的好壞，我認為不是取決於使用何種語文，凡是台灣人以愛台灣的心所寫出的文學作品，應該都可算為台灣文學的一部分」、「台灣文學應該跨越文字的界限」──這話放在日本時代是對日本人說的，放在國民黨政府時代，則是對國民黨政府說的。
帝國在前，黨國在後，台灣人與台灣人的文學始終在夾縫。這是解嚴不遠，「台灣文學」根本搬不上檯面的年代，可是老太太筆跡裡還有當時少女千鶴的堅定光芒，將日本帝國和國民政府並置而論，視之為同樣壓迫台灣人的政權，而且她同樣的並不屈服，內心仍然懷抱著文學之事。
果然是晨間劇的女主角對吧？
而一切的起點，還是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少女千鶴。
1921年出生的楊千鶴，迎接了一個對台灣女性而言空前嶄新的時代。這一代的台灣新女性，成長於日本帝國為殖民地帶入現代化的社會空間，所以不分種族與階級，楊千鶴與她的同儕們長成了精神與身體都徹底轉變的新世代女性。
然而，即使是放在這一整個世代裡，楊千鶴也是台灣摩登新女性裡相當醒目獨特的一位。
論者陳怡君觀察楊千鶴擔任台日新報社記者的經歷，認為其職場環境的養成，令楊千鶴有四項「跨越」的表現，分別是女性身體空間、社會空間、主體意識、民族意識，並且指出楊千鶴主體意識的形塑，是她「在體驗不同生命經驗工作中逐步成形」。 而昔日上司西川滿，事隔半世紀以後為楊千鶴自傳《人生的三稜鏡》（1993）書序撰文，輕描淡寫間也留下這樣的句子：「自負於身為台灣第一個女記者，楊女士的努力令人讚賞。」
我想應該可以這麼說吧，少女千鶴作為個人，與她「台灣第一位女記者」的身分，是互相增強與補完的關係。
少女千鶴走出閨房而踏進世界，見聞與思考同步前行。她的寫作跟記者身分也是互生關係，根據作品年表，主要是報導與隨筆，時間集中在1941年至1943年間的婚前少女時期，書寫主題多元，總綰來說是女性觀點出發的台灣文化記事與思索。終其一生，楊千鶴只寫過一篇短篇小說〈花開時節〉（1942），恰恰就是所有思索的結晶。
就此而言，楊千鶴之所以是楊千鶴，正在於她身處多重邊緣如殖民地女性的弱勢位置，卻又同時擁有階級、機運、天賦等優勢得以積極前進的獨特境遇──而她以耿直堅強的性格，認清自己的位置而未內心糾纏於國族認同，亦不埋怨差別待遇，即使是殖民地人民仍然以台灣人身分為傲，為台灣女性與台灣文學走出了一條纖細而綿長的道路。
這便是為什麼我不只一次說楊千鶴是一個座標，是日本時代摩登台灣新女性的代表人物。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無法以她作為小說主角的藍本，畢竟少女千鶴演繹她的燦爛花季，已經是如此燦爛奪目了。
「人非得美麗地做夢、美麗地活、美麗地死去不可」
如果「楊千鶴」是一部晨間劇，那麼調性不宜總是高潮起伏，便說說少女千鶴進學之路相當富有晨間劇風格的三個插曲吧。
第一個插曲，是楊千鶴公學校畢業，報考台北第二高等女學校的失利落榜。 事件的起因，是導師山田先生鼓勵少女千鶴報考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其時北一高女、北二高女錄取台籍學生人數極低，千鶴回家報告此事，巧合二哥自內地返回島嶼，認為山田先生是將千鶴當作教學實績的賭注，憤而指示千鶴報考台籍學生為主的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不過，山田老師屬意的北一高女與二哥屬意的北三高女，千鶴都不喜歡，於是自作主張「折衷」選擇了北二高女，且在確認落榜後，心想著不要多等一年備考，便主動報考並錄取了私立靜修高等女學校。這一年，千鶴十四歲。
台籍少女以專收日籍學生的明星學府為目標而名落孫山，說到底是因為當時學校教師看重的緣故。四年後，千鶴再次遇見類似的建議。女學校畢業前夕，數位專科教師勸說千鶴報考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這便是千鶴進學之路的第二個插曲。
時人稱為「日支戰爭」的「蘆溝橋事變」爆發未久，殖民地台灣距離戰場相當遙遠，卻已是戰時體制狀態，同時千鶴也回想亡母有過口頭禪似的「女兒絕對不讓她當女醫」這番言論，合併考量下無意留學，選擇了台籍學生僅佔三分之一的台北女子高等學院。晚年千鶴自傳裡說起這件事，為難之處只有父親是否首肯，彷彿考試是一片小蛋糕那樣的事情，這份自信也充分展現少女千鶴的特質，她不卑不亢，深有自知之明。
第三個插曲是在千鶴高等學院畢業的時候。
允文允武的少女千鶴，是奪得全島桌球大賽學生組單打冠軍佳績的桌球好手，放眼盛大的「日本開國兩千六百年紀念大會」學生組雙打冠軍這個目標，特意留在學院入研究科──而後千鶴順利獲得優勝，達成目標便瀟灑地提前離校，對研究科學歷沒有絲毫罣礙。
走筆至此，各位讀者還記得千鶴離校後的第一份工作嗎？
是台灣大學理農學部中村教授研究室助理。而為什麼是這份工作呢？千鶴自言，是因為可以在休息時間與下班之後打桌球呢！爾後，千鶴也與當時的台大少女工友劉玉女聯手，獲得全島桌球大賽社會組雙打冠軍。
千鶴目標明確、志向遠大、個性鮮明的形象，就在這些枝微末節的生活片段裡立體起來。少女千鶴閃閃發亮，活得自在。
她當然是晨間劇的女主角，甚至是成長小說的女主角，致力於她自我實現的追求、成長與冒險，而且結局還很美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麼重視這位老前輩楊千鶴，也為什麼後來寫的同名長篇小說是向她致敬。
晚年的老太太千鶴，本質也還是那一名閃閃發亮的少女。
千鶴自傳《人生的三稜鏡》開篇〈一冊古老的札記本〉，摘錄了少女1940年的手抄詩句：
我們的人生短暫。
在這短暫的人生裡，盡可能做更多、更豐富、更美麗的夢。
人非得美麗地做夢、美麗地活、美麗地死去不可。
可不是嗎？在長期歷史教育裡呈現為肅殺、壓迫、戰亂、貧困的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楊千鶴為我們呈現了一幕真實存在過的花開時節。
楊千鶴就是那美麗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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